根据拟定的新制度，“华夏共和国”的最高行政机构为“政务院”，“政务院”下设的国家行政机构则是在清朝原先的行政机构基础上加以变动形成的，为了让各个官署以及主管官员职责明确，改变原先封建行政系统职权不清，相互掣肘的状态，“使事有专责”，把原来的“吏”、“礼”、“兵”、“刑”、“户”、“工”六部增加到了十六个，并改变了名称，主管国家财政的“户部”变为“度支部”，主管军事的“兵部”变为“军务部”，“工部”变为“工业部”、“农业部”、“商业部”，“刑部”变为“司法部”，“吏部”和“礼部”保留原来的名称不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新增“铁路部”、“需务部”、“邮传部”、“交通部”、“民政部”、“监察部”和“警务部”。

在各部成立的同时，合并取消了一些清代重复设置的官署，象取消内阁和军机处，收权力归政务院；太常寺、光禄寺和鸿胪寺等官署都被并入了礼部；原先的兵部、练兵处、太仆寺、全国督办军务处、海军衙门都统统归入了军务部，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措施。

各省地方的行政机构，也都按照中枢行政机关的设置统一进行了改组，同时又产生了一个划时代的机构，即“议政院”。

为了使国家能够尽快的恢复秩序，李鸿章等“政务院”大佬每有所举措，都事先和各省派来“共商国事”的代表进行广泛磋商，征得大多数人同意之后再施行，“以求稳妥”，也就是各省代表经常列席政务院的会议，为了方便政务院的首脑们更广泛的向各省代表征求意见，有的外省代表干脆提出来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由各省代表组成，“凡有事则公决之，交由政务院准行”，这其实已经有些西方国家议会的意思在里面了。

李鸿章出访过英国，曾对英国的议会制度有一定的了解，也十分赞赏，现在既然有人提出来，他立刻就表示了同意。

但张之洞却有些担心，毕竟，曾经是他的“学生”的梁启超以前不止一次的向他提出来过，中国“民智”未开，过早的设立“议会”一样的机构，是“取乱之道”，所以他在政务院会议上就提出来了自己的担忧，“任无识之民不明所以，对国之大政横加干议，恐于国有大害”，表示了反对。

张之洞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另一位参政陈宝箴则指出，将要成立的“议政院”将由“各省公推之有识之士”组成，这些人大多是各省的地方绅士或民间极有威望的人士，他们的见识及学问是和普通老百姓不同的，他们这些人是联结“上下之情”的纽带，由这些人组成的“议政院”参与到国家政治当中，是不会出现象张之洞所担心的那样的情况的。

陈宝箴的观点得到了刘坤一、谭钟麟和林绍年等人的支持，因为这帮人原先都是总督巡抚一类的封疆大吏，他们多年的从政经验就已经告诉他们，地方督抚的权力再大，也不敢完全忽视地方绅士的意见，他们在行使自己的权力的时候，必须审慎行事，而不能随意冒犯地方绅士，否则就会给自己招来相当大的麻烦（比如说云贵总督林绍年就不敢忽视“滇南王四”的意见），所以如果成立以地方绅士为主要代表的“议政院”的话，对国家来说，应该是有很大好处的。

张之洞原先是湖广总督，也知道这些，陈宝箴一说他立刻就明白了陈宝箴的意思，因此也表示了同意，于是，带有中国早期议会性质的“议政院”，也就这么成立了。

陈宝箴还提议各省同时成立“咨议局”，做为地方政府的议政机构，由各省地方绅士公选代表参加，然后由“咨议局”公选代表进入国家中枢的“议政院”，参与国家政治讨论，“使上下情相通，不至雍塞”。

对于这个建议，政务院的所有人都表示了同意，带有中国早期地方立法机关性质的“咨议局”，也就此成立。

没有了落后腐朽的满清封建王朝的阻碍，中国现在呈现出的，已经是一番新的气象了。

可进入了国家权力中枢的孙纲，看着新生的中国发生的可喜变化，现在却并没有轻松的感觉。

俗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现在的孙纲可以说位高权重，但权力大了的同时，也意味着自己身上的责任更大了。

因为，自己现在，是站在国家全局的高度来看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