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些史书记载，当“庚子国变”之时，“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带着光绪仓惶逃往西安，“八国联军”在后面追击，大有将帝后“一勺烩”了的意思。*****当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出面与诸大臣商议对策，认为北京不保，万一“两宫罹难，国家无主”，中央政权面临崩溃，国家将陷入彻底无序的混乱状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张之洞、刘坤一等群臣合议，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

中国差一点就驱逐满清，提前共和了。

现在，历史的进程已经被孙纲这只小小“蝴蝶”给彻底改变了，“庚子国变”应该是没戏了，可没想到今天在旅顺，张之洞当着群臣的面，又以这种方式把这个事给提了出来。

看来，历史还真是有一定的必然性啊。

张之洞地提议，其实和孙纲的“变天”计划是不谋而合的。

孙纲为什么救出朝廷众汉臣（一个满人都没有）和各国公使，又以李鸿章和这些重臣地名义通电全国，号召南方和内地各省督抚前来“共商国是”，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团结最多的人，为以后的“变天”做准备。^^

他借俄国人可能入侵（现在应该是快变成现实了）的理由，让这些封疆大吏派兵支援北洋，目的是为了一步步控制南方和内地的军权，不给“军阀割据”提供机会。

至于“变天”后采取什么样的政体，可以针对具体的情况，在让大家公议后，定出一个最佳方案后再做决定。

因为中国毕竟是从几千年地封建帝制中走过来的，说变就变，只怕会适得其反。

可只要海陆军权都在自己手里，就不怕有人想翻盘子搞复辟！

现在，张之洞等于帮了他一个忙，提前把这个“敏感”问题给提了出来。

如果能在这个时候把这个问题用适当的方式解决了，对以后他的计划的开展，将是会有很大的好处的！

“昔周厉王之乱，天下无君，周公、召公共行其政，周之国脉得存，是共和之肇始，”张之洞说道，“今康有为作乱京城，而诸王公妄兴兵戈，托身异族，不惜卖祖宗之地以求荣，国家有大乱之兆，京中诸公幸赖敬茗救护，方得保平安，如今国将不保，诸公不趁时奋起，更待何时？”

没有意想之中地吵吵闹闹，孙纲看到许多人居然面赞许之色。

孙纲想了想，他们有这种表示其实也很好理解。

这帮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出来地士大夫“精英”们，“忠君”思想在他们的心里已经根深蒂固，他们反对康有为们地“变法”可以说在情理之中，康有为们的“政变”行为是他们根本无法容忍的，而满族亲贵们为了打败康有为而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领土的行为又让他们感觉到寒心，这些“精英”们的思想行为因为受到“传统固定思维”的限制，本能地有些“排斥”（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西方的政治模式，可如果是一种类似“变通”的“中国模式”的话，他们还是可以接受的。

按中国人的说法，“共和”其实并不是西方的首创，早在几千年前的周朝，中国就已经有了。

西周时期，周厉王暴虐侈傲，专利作威，宠信佞臣，国政日非。国人对厉王非常不满，开始发起了牢骚（叫做“谤王”），厉王大怒，命卫国之巫监视国人，有“谤”者杀，致使诸侯怨恨不朝，国人不敢谈论政事，“道路以目”（史称“厉王止谤”）。大臣召穆公虎进谏，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厉王仍不听。经过三年，国人愤而起义，攻袭厉王，厉王逃奔到彘（“流于彘”）。太子静藏在召穆公家，被国人包围，召公以自己之子代替，太子静才得以幸免于难。

厉王出奔后，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共同执政，号为“共和”。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为中国古史有确切纪年之始。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周召二公共立太子静，是为周宣王，“共和”乃告结束。

这段历史，就是后世的中学语文课本收录的“召公讽厉王止谤”故事，对后世的学生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

而大清朝现在的情况，和周朝“当年”的情况还真有些差不多的说。

孙纲这时在心里暗暗佩服张之洞，您老人家真是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