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徐振鹏才会说出来那样的“狠话”来。

“美国人要是来的话，你打算怎么应付？”叶祖圭向孙纲问道，

“如果可能，想加强和美国方面的合作，”孙纲说道，“可以用非正式的协议和他们达成合作的关系，从美国人那里获得咱们想要地技术帮助，法国人虽然不搭理咱们了，咱们可以另外找人嘛。”

“美国立国未久，其情形较泰西诸国，与我国更加相近，其国领土广大，又不同我国接壤，没有太多利害冲突，与美国合作，是比较有利，”叶祖圭点点头，说道，“英国人那边也对咱们换了态度，允许咱们再派海军学员去彼处留学，拉拢之意甚为明显，咱们现在又与美国合作，他们会不会有什么想法？”

“应该不会，”刘冠雄说道，“英美目前亦无多少利害冲突，有时还有联手对付其它国家之意，我若与之结盟，英国人应当不会反对。”

“公开结盟，恐为他国所忌，再说朝廷只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一定会答应，”孙纲说道，“我们用北洋的名义，以非正式的方式同他们进行合作，无结盟之名而有其实，就可以了。”

“一旦追究起来，只要不认帐就行了，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刘冠雄明白了他的意思，不由得笑道，“真是高明之至。”

“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用在乎什么形式了。”孙纲点点头，说道，

大家都点头称是，孙纲在心里叹息了一声。

他这句话其实也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自己很快就要借助手中的海陆军力量，和其他地各种潜在力量，“借力打力”，让这个国家，以最微小的代价，发生最深刻地变化！

中国，就要改天换地了！

也许有一天，自己在后世的史书中，也会被冠以“乱臣贼子”、“窃国大盗”等等地“头衔”和“符号”，但只要国家能够真正的强大起来，这些“虚名”，他都已经不在乎了。

相比之下，康有为弄的这个“维新变法”，重符号，轻实质，重形式，轻内容，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轻率地侵犯传统的“神圣符号”，授人以柄而不知，就显得太不必要了。

康有为曾上了一个叫作《请御门誓众摺》的折子，要求光绪皇帝驾临乾清门，召集各大臣在此宣誓，“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重罚一人以惩其后一日之间，风云俱变，更月得数诏颁下，则海内皆动色奔走矣！”

他以为这么一“宣誓”，大家的“旧思想”就全变过来了，也就达到了“变法”的目的。

幸亏年岁比他还小地光绪皇帝比他要“理智”得多，没有采纳他地建议，不然，又不知会捅出什么乱子。

康有为弄的另一件蠢事就是关于脑袋上那条辫子地。

康有为在去年上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摺》里，郑重其事地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大集群臣誓于天坛太庙，上告天祖，下告臣民即以今年改元为维新元年”!

他在另一个折子《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摺》里甚至鼓动光绪皇帝，要求把国号改为“中华”二字！

服式、发式、纪元对“维新变法”来说，其实都是无足轻重的形式，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却一贯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乃至包含某种神秘意义的象征。大清帝国建国之初，便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说，那条辫子，尤其敏感（孙纲为了让海军将士不再受辫子带来的病菌感染之苦，也不敢直接说剪就剪了，而是“曲线救国”了一回，参照英国的“假发套”，弄了个假的顶在了头上，才算糊弄过去），康有为在“维新变法”的关键时候提出这个事出来，难道是嫌他的“变法”阻力还不够大？

服式的问题倒还好说，改国号纪元的事就更扯了，康熙初年的那场著名的关于《明史》的文字狱（不太熟悉历史但读过《鹿鼎记》的朋友对此是会有印象的），不就是因为书里的国号和年号用得不对，才死了那么多人，导致了中国知识界的一场空前浩劫的吗？

怪不得一贯坚持中国走西方宪政路线“变法”江穆齐会在这个“维新变法”一开始的时候就立马改变了主意，并决然地阻止了孙纲这个他的顶头上司也跟着牵进去。

以他的聪明和远见，他可能早就预见到了会是这么一种情况。

“北洋海军军权现在已经在大人手里了。”江穆齐知道了荣禄和孙纲的谈话内容后，有些得意地说道，“京里这帮人的事办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