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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九、岂因祸福避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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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古代的小说戏文或影视作品,就会发现帝王将相在遇到难题时经常是问幕僚:“计将安出?”“这该如何是好?”“元方,你怎么看?”在日常工作中,领导、经理在开会的时候,也经常摆出一副深沉的模样:“大家是怎么看的?”“你们有什么意见?”相信每当此时,很多人都会情不自禁想道:作为主角,你敢不敢再霸气一点?不说主角光环一步十计、神机妙算,至少你也要隔三差五自己拿个主意吧!干嘛什么事情都要问问别人怎么看?

仔细深究就可以发现,这不是白痴无能,更多的是一个官场学问,也是一种领导艺术。

首先,当领导要有城府。有话要藏在肚里,宁可想着说,不要抢着说。别问题一出来就跟竹筒倒豆子似的,“哗啦啦”把自己想法全都一股脑说出来,显得你很粗浅。所以当你可以随心所欲说话的时候,你要让自己少说、别人多说。

其次,当领导要永远正确。“领导永远正确”是官场规则第一条,如果你觉得领导说错了。请回头参见第一条。据传当年高宗视察江西,巡抚吴公侍游南昌大桥。大桥刚刚落成,两端还没来得及装饰雕塑。高宗信口问道:“两端雕塑呢?”

吴抚台以赣方言答道:“!”

高宗大笑:“猫好啊!太宗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便是好猫。’你们用猫做雕塑。足见充分领会白猫理论,解放思想敢于创新!”

于是南昌大桥两头就有了黑白二猫。

这就是领导永远正确,说错了也是正确的,而且还要认真贯彻落实下去。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第一个人提出的建议再好。总会有些漏洞或错误;提出的建议再差劲,也有可取之处。后面人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步形成一个可行的方案。领导只有在最后提出方案或者拍板,才能尽可能减少错误。如果在出谋划策的时候,领导率先抛出了自己的方案,谁会冒着干犯天威的危险说出自己的想法?毕竟否定领导的提案,就是变相质疑领导的能力;否定领导的正确,就是变相质疑领导的权威。

第三。当领导贵在能断,而非多谋。成语有“房谋杜断”,可见“断”至少和“谋”至少同等重要。但在实际生活中。“断”却远比“谋”重要。人谁无谋?吃饱了躺在床上,谁不能想出几个发财的点子、编出几个绝妙的故事?然而有勇气去做下去、写出来的人能有几个?

尤其在帝王将相身边,往往有一大群谋士,面对同一个问题他们能想出十几种乃至几十种解决方法,比如袁绍在官渡对战曹操之时,胜则王侯,败则草寇,一步踏错就万劫不复。在这个时候,你是力排众议独持偏见,还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古往今来多谋如张良、诸葛亮、王猛、房玄龄、刘伯温。都只是一代雄主身边的辅弼之臣,而不能自立门户。只有能断而且善断的豪杰,才能择善而从,成就霸业。

久而久之,帝王将相口中的“众位先生,有何高见”。就变成了类似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一样的套话。

杨度摇着折扇思索片刻,然后答道:“依杨某看来,解决西藏叛乱有上、中、下三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两大宗教领袖之一,在卫藏、安多、康巴藏区享有重大影响和崇高声誉。去年十三世**土登嘉措与驻藏大臣联豫发生龃龉,愤而出走印度,在藏区引起极大的震动。这也是此次西藏贵族、僧侣谋叛,根源也正在此。

“事情发生后,俄国公使廓索维慈曾照会大清外务部,声称俄国150万佛教徒尊崇**,愿中国和平解决此事。当时英属印度总督明托(又译作闵陀、明多)也曾表态支持**。所以上策就是请大人致电**喇嘛土登嘉措及英属印度总督哈丁,表示愿意迎接**归藏安辑士民。如此既可以结好**、哈丁,又可以抚绥西藏、平定骚乱,只见其利,未见其害。”

孙元起却断然拒绝:“绝对不能迎回土登嘉措!我在北京时曾仔细读过宣统以来西藏邸钞,发现土登嘉措与英、俄两国皆有勾结,并大肆购买军火,明显动机不纯。一旦中原有事,他必然会在英、俄支持下谋求自立。去年他出逃,就曾多次声言去印度是为了寻求英国帮助,以击退中国在藏区的势力,恢复当年**五世的地位。

“为什么他要恢复到**五世阿旺罗桑嘉措那时候的地位?因为如今西藏政务却是由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管理,受**与驻藏大臣的直接领导,但驻藏大臣有单独奏事权,**却没有。如此一来,西藏就处于中央政府有效管辖之下。而**五世的时候,藏区处于政教合一的噶丹颇章王朝,**喇嘛是独立王国的最高政教领袖。由此可见土登嘉措的野心!

“去年他出逃印度,我觉得朝廷处理的非常好!顺治十年(1653),大清定鼎北京的第一位皇帝册封**五世阿旺罗桑嘉措为‘**喇嘛’。宣统二年(1910),再由清朝定鼎北京的最后一位皇帝革去**喇嘛十三世土登嘉措的名号。真可谓善始善终!我们又何苦作茧自缚,再把他从印度请回来?”

杨度接着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不妨勒马康藏,对西藏叛乱静观其变。有利可图则挥兵入藏,无利可图则置身事外。如此一来,未见其害,也未见其利,是为中策。”

孙元起对这条计策也不满意,直接问道:“那下策呢?”

杨度合上纸扇,身体微微前倾:“下策就是等到来年天暖冰雪消融,挥师入藏荡平叛乱。”

孙元起有些奇怪:“皙子,为什么说这是下策?”

杨度道:“西藏道路艰险,气候高寒,物产匮乏。如果派兵入藏,人少则于事无补,人多则粮秣难以为继。一年中只有半年可以往来,其余时候都是大雪封山,音讯不通。前车之鉴就是两年前入藏的川兵!宣统元年(1909年)举川滇两省之力,历时半年才把一标川军送进喇萨。时至今日不到两年,全军上下两千人便陷入叛乱生死不知。因为此计只见其害,未见其利,是为下策!”

孙元起起身缓缓地说道:“挥师入藏于我孙某个人乃至四川军民,或许是有害无利,但对国家而言,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林文忠公有诗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孙某以前不敢以此觍颜自命,今日愿借此句聊以自励。所以皙子的下策就是我的上策。我决意,从现在开始就整顿兵马、收集粮秣,一待冰雪消融道路能行,便挥师入藏荡平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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