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鸿章和林义哲的强力支持下，加上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忻和军机大臣文祥的保护，郭嵩焘不但没有被罢免，反而得到了“温旨慰问”，以及“便宜行事”的权力，他所著的《使西纪程》一书也没有遭到毁禁的命运，可以说因货得福了。

但让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向他背后砍的最狠的一刀的，竟然是老朋友王闿运！

郭嵩焘和王闿运同为湖南名士，二人早年相识，成了忘年交，曾多次在一起讨论学术，但自从郭嵩焘热心于洋务之后，坚守“夷夏之防”道德底线的王闿运便走到了郭嵩焘的对立面。

王闿运先是对郭嵩焘大加讥讽，他在《湘绮楼日记》中写道：“闻郭嵩焘刘锡鸿即赴西洋，衔命至英吉利，实以天朝使臣往彼为通事，真志士所不忍言也。”在总理衙门刊刻发行了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后，王闿运又发表评论：“……阅《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夸饰。大率颂其富强，为中国所不及。嵩焘自前年被召，即大为清议所贱，去年夷人至长沙，将建天主堂，其乡人以嵩焘主之也，群欲焚其家，值湖南乡试，几至罢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近传骂筠仙一联云‘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至羞与为伍。……阅筠仙海外日记。殆已中洋毒矣！”

而当“在朝”的清流言官们纷纷对郭嵩焘大加弹劾之际，“在野”的王闿运也不甘寂寞，根据从《申报》上得到的传闻，公开发表了对郭嵩焘的抨击。

王闿运开列的郭嵩焘的罪状有：

一。“向英人诋毁时政，谓中国将作印度，将被吞并于英俄”；

二，与英人“尤其亲昵”。“诫相愤争如仇敌”，并“一意媚外，为夷所轻”；

三。效洋人尚右，并曰“我这便是时王之制”；

四，“奏折列入副使名则将钦差二字抹去”；

五，对洋人“过示卑恭以求悦，不复顾念国体”；

六，衣冠举动效法洋人，如学洋人用洋伞、捧戏单、以指击案，奉客用银盘银罐盛糖酪，披洋服，等等，“不以忘本为耻”。

七，令小妾学洋语，四处应酬，败坏中国闺教；

八，与英国外交大臣接晤，“往往闭门密语，不知何所商谍”；

王闿运毛细毕举，一口气列了八大罪状，大有欲置郭嵩焘于死地而后快之势。这八大罪状中，或歪曲事实，如第一、二条；或故意罗织罪名，如第三条；或不懂外交礼数，如第六条；或小题大做，如第七条；或恶意中伤，如第八条。

王闿运所言，实为混淆视听的满纸荒唐言，甚至达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程度，是用心最为险恶的一枝毒箭。王闿运之所以如此，目的无非是为了借机出露头脚，得到朝中大臣的常识，重新出仕为官。而郭嵩焘在得知消息后，立刻便洞悉了王闿运的用心，由此也使郭嵩焘感到王闿运“亦可谓穷极天地之阴毒险贼矣”，王闿运也就成为了郭嵩焘生平最为痛恨之人。

尽管被朝野上下的守旧顽固份子们骂得狗血淋头，但让郭嵩焘感到极大安慰的是，朝廷并没有动摇对他的信任。不久，朝廷便发来了一道慰问的电旨：“……该侍郎办事实心，不辞劳瘁，特此嘉勉。”在安慰郭嵩焘的同时，电旨里又一次强调：“副使被害一事，须得与英人严辞交涉，不稍姑息”，并暗示似的指出，“马嘉理不过英使一通译，因为边民所害，威妥玛尤哓舌不休，极言惩办滇抚，罢免枢臣，又索要赔款，再开口岸。我之使臣，代天子巡狩，地位较之马嘉理，岂非泰山之比鸿毛哉？”在后面更是提醒郭嵩焘：“前林义哲出使法国遇刺，虽止有仆死，我尤缉凶索偿，如今使臣遇害，断不能轻易了事”。得了电旨的郭嵩焘自然心领神会，完全放开了因国内大肆弹劾而产生的坏心情，一心一意的和英国人就刘锡鸿遇害问题展开了谈判。

当远在烟台的威妥玛得知消息时，立刻感觉到了事情的不妙。

“我觉得，您的和中国人谈判的计划，只怕没有可能实现了。”英国远东舰队（即“中国舰队”）司令瑞德尔少将看着威妥玛说道。

“不！还没有到那种地步！”威妥玛狂怒地挥舞着胳膊，“这是两个事件，不能够混为一谈！”

“可是，事实已经非常明显了。”瑞德尔摊开了双手，做了一个爱莫能助的表示，“我们死了一个翻译，而中国人死了一位公使——在中国人眼中，他可是皇帝的代表。如果我们因为一个翻译的死而向中国人索取这么多的权益，那中国人反过来会向帝国政府索要什么呢？当他们知道我们提出的条件，会不会向帝国政府提出更多的条件？”

“有这样的可能。”威妥玛强自镇定的点了点头，但他仍然说道：“中国人是没有胆子向帝国政府提出条件的，因为他们没有我们强大。我们不必要因为那位中国公使在伦敦遇害而担心，我们需要使用我们的舰队，令中国人屈服。”(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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