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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现在还记得，当这艘铁甲舰出现在大沽口港内时，给天津的民众造成了多大的恐慌。为了不过于刺激中国民众，崇厚请求法舰移驻口外，法国人觉得恐吓的目的已然达到，于是便很给面子的退到了外海。而这一次的相互呈递国书仪式，也在海上举行。

很快，两艘军舰互致礼炮毕，并列而泊，曾国藩不顾年迈多病，和崇厚一道乘座小艇亲自登上了“诺曼底”号，法国人在甲板上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所有军官仗剑列队，欢迎这位“中国皇帝最德高望重的臣仆”的到来。

曾国藩和法国皇帝的特使莫里埃尔互致颂词和问候之后，曾国藩向法国特使通报了“天津教案”的彻查结果和中国方面的处理结果，并呈递了国书（其实是以同治皇帝名义和口气写的道歉信），莫里埃尔接受了国书，并转达了拿破仑三世对此次事件的看法。莫里埃尔向曾国藩展示了法国政府下达的丰大业的免职令和逮捕令，以及在教案问题上一直持强硬立场的前首相蒙托邦的罢免通报，并呈递了拿破仑三世写给同治皇帝的亲笔信。在得知法国政府竟然为此罢免了首相，曾国藩和崇厚心下都是欣喜不已。

他们当然明白，这个消息传出去，朝中的保守派和清流言官以及民间的文人士子都会视为这是中国巨大的外交胜利。

此时的曾国藩并不知道，这个对他晚年名声影响极大的“天津教案”，能以这样的方式解决，多亏了林义哲的暗中推手。

1869年，天津的外国人在一座破庙的旧址上建立了维多利亚圣母院的教堂和育婴堂。由于中国人很少把孤儿送到这所外国人办的机构，外国修女们便订出办法，为每名收养儿童付出一笔奖金，这样就鼓励中国的儿童贩子去拐骗儿童。这种奖金规定以及高死亡率（因为修女们特别愿意为生病和垂死儿童行洗礼），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不了解情况的中国民众的猜疑。一时间谣言广为传播，说外国人在他们的深宅大院内对儿童施行魔法，砍掉他们的四肢，并将他们的心脏和眼睛挖去制药。

1870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6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于是民间开始传言怀疑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

6月20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匪徒武兰珍口供中又牵连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楼天主堂。于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6月21日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教堂对质，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也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

谢福音神父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协商育婴堂善后处理办法。但当时已经有数千不明真相的“爱国”群众包围了教堂，教堂人员与围观的人群口角起来，引起抛砖互殴。狂妄好斗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崇厚派兵镇压，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与知县刘杰相理论，竟然开枪打伤了知县的侍从，民众激愤之下攻击丰大业及其随行人员，杀死了丰大业的秘书（丰大业本人因为被事先得到消息前来监视他的法国水兵救下逃到了军舰上而得以幸免），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破坏行动持续了3小时。6月24日，外**舰来到天津，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联合提出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和惩罚凶手。

清廷直隶总督曾国藩彻查处理这一案件。曾国藩发现形势远比他所预期的更为棘手。法国代办要求将仇外最凶的陈国瑞将军以及天津知府和知县都处死，而保守的中国官员和士子文人则吵嚷着反对作任何让步或安抚。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曾国藩表现了非凡的正直和胆略。他不是一心求稳以迎合公众的情绪，而是甘冒政治风险提出一个必须弄清该案是非的无所偏袒的意见，他劝说清廷必须首先对英、美、俄三国进行赔

偿，使它们不致被卷入到法国的案件中去。曾国藩旋即亲赴育婴堂直接向儿童进行了解，结果弄清他们并非拐骗而来，而是由他们的家庭自愿送来的。

为了解决这一纠纷，曾国藩根据林义哲的建议，提出将天津的知府、知县撤职；先行赔偿法方白银20万两，将为首行凶者10人斩首。曾国藩同时认为，法国领事丰大业开枪挑衅在先，激起民变，有着重大过错，也应得到对等的处罚。法国方面坚决拒绝这样的结果，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法国公使威胁下旗断交，不惜同中国开战。而朝中的保守派和民间的“爱国人士”也一致谴责曾国藩软弱，要求曾国藩强硬拒绝法方的要求，曾国藩一时间进退两难。

幸运的是，因为欧洲爆发了普法战争，法军战场失利的消息被林义哲准确无误的报给了曾国藩，林义哲知道法国这时不可能同中国开战，于是建议曾国藩先行拖延，以观其变。曾国藩听从了林义哲的建议，加上身体确实不好，便打起了“拖”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