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对察哈尔方面进攻计划，因晋绥方面除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涉及其利益，而积极响应外，阎百川等人因顾虑陕北方面东征，而未加以积极响应，加之两广事变爆发，中央军被迫将主力南调，从而导致上半年进攻计划被迫流产……月前10月8日，蒋介石亲自与日方代表川越会谈。川越根据日本政府的训令，丝毫没有做出缓和的姿态，明确提出了共同防共、华北特殊化和限时降低关税等各项要求，由此中央方面便改变计划，着手重提其“察绥进攻计划”，准备在绥远采取行动……，12日，中央决定抽调汤恩伯部三个师应援绥远，另由于有消息称关东军调兵两团加入攻绥伪蒙军，因此委员长甚至还想增厚援绥兵力。只是他对日本关东军会否加入攻绥仍感怀疑，同时何应钦也“恐日人侦知为虑不主急办”，故未付注行动。20日，当天，他还急电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要其速调关征麟之第二十五师至咸阳候命，“准备增援绥远”……”

在其于新民汇报时，管明棠的眉头依然紧锁着，他在思索着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这一事件中，自己以及邯彰该如何自处。

“清泉，调查局那边，觉得为什么南京方面要打这场仗？”

将视线投向曾澈，管明棠的眉宇间带着一些疑问，就他所掌握的信息来看，在“77事变”之前，南京方面则是不断忍让，以争取时间，但现在似乎有所改变。

作为经济调查局局长，同样也是防务委员会成员的曾澈在听到专员的问题后，立即开口答道。

“专员，南京方面之所以决心在绥察方主动展开军事进攻，其原因无非两点！一是国内政治需要，二是对日备战的需求。”

尽管绥察距离邯彰很远，但并不意味着曾澈就未加以关注，实际上，调查局早在上半年就在绥察方面派出了调查员，以搜集各方面情报信息。

“在国内方面，南京受到6月初爆发的两广事变的刺激，同时发现深处日本威逼之下的冀鲁守将宋哲元、韩复渠等也或明或暗地在与两广反蒋派相应和，因此南京方面不能不担心华北诸省有脱离中央的严重危险，如南京不有所行动，很有可能导致河北、山东方面进一步与日方合作，进而脱离中央。因此其对绥远的方针必须强硬起来，对内以威慑河北、山东方面的异心，第二点呢，则就是对日备战的需要，在日本关东军已经接连占领了东北与热河，并部分侵占察哈尔之后，任何人都不能够轻率断言日本不会进一步寻找借口直接侵占绥远了。而就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并没有做好与中国开战的准备，关东军在绥远的行动，不会是大规模的战争行为，更多的还是关东军少数将领的越轨行动，这一点，我们清楚，南京方面同样也很清楚。而要阻止其“弄假成真”，中国方面就必须迅速表现出强硬态度，使日方不能不三思而行。鉴于这两点内外需求，南京方面才会再度决定要先发制人……”

在曾澈提前“先发制人”时，管明棠的眉头微微一扬，同时把视线投向民团参谋长王庚，看着他问道。

“受庆，你不能能从军事方面解释一下，先发制人的成功机率！”